墨子认为“尚贤”是为政之本。
墨子认为什么是为政之本1
“尚贤者，政之本也”，语出《墨子·尚贤》，意思是说，尊重推崇贤才，任用品行高尚、能力突出的人，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。
尚贤政治传统历史悠久。墨子认为，为政者要打破讲究血统关系的宗法观念，从各个阶层中选拔具有真才实学之人，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。
他肯定贤良之士是“国家之珍，社稷之佑”，认为“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”，通过有效监察和合理评判，对官员赏罚分明。
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，帝尧提拔虞舜，“明明扬于侧陋”，起用地位低微之人。《礼记·礼运》记载孔子论“大同”之世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。
“得贤者昌，失贤者亡”，人才往往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。孔子提出“为政在人”，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贤才：有贤才推行仁政，则政治清明，社会安定；
没有贤才推行仁政，则政治昏暗，社会混乱。西汉贾谊用登山和下渊来比喻得贤与失贤的不同政治结果：“君子得贤而举之，得贤而与之，譬其若登山乎！得不肖而举之，得不肖而与之，譬其若下渊乎! ”能够尊贤用贤的'事业，如同登临高山，蒸蒸日上；不能尊贤用贤的事业，如同堕入深渊，每况愈下。
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走上强国之路，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而成就蜀汉大业，唐太宗依靠“房谋杜断”、倚重敢于面折廷诤的魏征而开创“贞观之治”……这些事例雄辩地说明了人才与国家兴亡、事业成败之间的关系。
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”。对于为政者来说，招贤纳士至关重要。首先要爱才。周公曾告诫儿子伯禽说：“我乃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地位不可谓不重。然而，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有失于天下之贤人。”
其思贤若渴、尊贤重贤的心情可见一斑。曹操《短歌行》中“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一句，是他对周公的致敬，更是对人才的表白。其次要善于辨才。中国历来强调德才兼备。
墨子提出三个具体标准：“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术”，即德行高、口才好、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。
还要善于选才。诸葛亮提出“七观法”：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，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，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，等等。总之，要对人才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。更要善于用才。
北宋司马光认为，“凡用人之道，采之欲博，辨之欲精，使之欲适，任之欲专。”提出要用人之长处，不求全责备，让人各得其所、发挥特长；特别是对看准了的人一定要大胆使用。
千秋基业，人才为先。当前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，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。
古人的尚贤重贤的思想，对于当前我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，对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墨子认为什么是为政之本2
“尚贤”是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核心标椎之一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崇贤士的传统。上古时期的禅让制、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“尚贤”思想、以及隋唐之后的科举制等等，都证明了“尚贤”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角色之一。
《墨子》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“尚贤”文化的同时，对“尚贤”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总结，为后世“尚贤”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.贡献。
《墨子》、尚贤思想、尚贤文化、为政之道
“选贤任能”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深入人心的理念。中国早期的禅让制中，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，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，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，看中了舜的贤能，尧死后，舜继位，用同样的推举方式，经过治水考验，大禹治水有功，以禹为继承人。后又有商纣王昏庸无道，周武王诛伐纣王，得到天下贤士的支持和帮助，最终取得胜利，建立西周。
另外，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有言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……”此诗以鹿起兴，言鹿得萍草为美食，呦呦相乎，呼唤其友的到来，来喻人君用美食、美乐、美酒款待贤者的到来，表达了君子求贤若渴，希望有明德的贤者来投靠自己的心情。
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也针对尚贤提出自家观点，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每个人都应该向贤人学习，孟子亦曰:“尊贤使能,俊杰在位,则天下之士皆悦,而愿立于其朝矣。”、“悦贤不能举,又不能养,可谓悦贤乎?”。
荀子在《君子》篇中谈到尚贤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:“尊圣者王,贵贤者霸,敬贤者存,慢贤者亡,古今一也。”；《礼记·大传》有言:“圣人南面而听天下,所且先者五,民不与焉:一曰治亲,二曰报功,三曰举贤,四曰使能,五曰存爱。”
举贤使能即尊崇推举有德之人,以实现政通人和。法家也主张用贤，慎到认为:“治国之君，非一人之力也。将治乱，在乎贤使任职。”
即能治理国家的君主，并非靠他一个人的力量，关键在于任贤使能。墨家亦认为尚贤是“为政之本”,强调要尚贤使能来治理天下，《墨子·尚贤》集中体现了墨家的尚贤思想。
《墨子》在继承前人的“尚贤”思想的同时，对墨家的“尚贤”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总结，与当时的诸子百家的“尚贤”相结合，共同促进了春秋战国尚贤思潮的发展，并为后世的“尚贤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《墨子》主要以为政之道为主题，提出了“亲士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等政治思想。
其中，“尚贤”主要强调了墨家的用人原则，《墨子》在开篇之文“亲士”章即指出“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
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”，这反映了墨子对贤士的尊崇，与“尚贤”篇中的“尚 贤者，天鬼百姓之利，而政事之本也”相呼应，也引出了墨家强调的尚贤聚贤的重要性即“夫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”、“故大人之务，将在众贤而已”。
首先，“尚贤”即尊重贤人，崇尚贤士。从选举贤君开始，《墨子》在“尚同”中指出“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，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”，以此可知，墨子鼓励世人推举贤者为君，墨子还在“尚同”篇指出“国君者，国之仁人也。”国君为贤者，才可使天下大同。
另外，墨子在“尚贤”篇指出：“贤良之士，此固国家之珍，而社稷之佐也。”墨子认为，贤士是国家之珍，并且，贤良的多寡，决定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，即“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，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。”又有古者“尧举舜于服泽之阳，授之政，天下平。
禹举益于阴方之中，授之政，九州成。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，授之政，其谋得。文王举闳夭、泰颠于置罔之中，授之政，西土服。”
为证，墨子更加肯定了“尚贤”是为政之道的根本。况且，春秋时期，诸国混战，各个国家都是急需良才之时，然而许多国家却任人唯亲“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则举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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